曾经流光溢彩的20世纪正在一点一点地向我们作别。我们“但知”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是新文化的一部分，却不知它的真实面目究竟如何；我们或许多多少少地知道几个诗人、散文家和小说家，却难以数出几个有名有姓的“批评家”……。
这样的缺憾，在世纪末最后的时刻终于有了补偿的可能。珠海出版社出版的《世纪的回响》继“创作卷”之后，又在“批评卷”中给我们“找回”了10个“似曾相识”的批评家。说“似曾”和“找回”，是因为他们中固然有已经为我们所知道的，如沈从文、梁实秋、周作人、朱光潜、林语堂等，但我们其实至多也只认识了他们作为小说家或散文家的一面，而不识其作为批评家的那一面，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更何况，其中的一半，是我们多少年来“闻所未闻”或者说无缘相见的，比如，叶公超的批评文章就从未结集出版过。不过你虽然或许还只是第一次与之谋面，却不难生出一种已然“相识”的感觉来，因为那一代的风韵，那种真率、飞扬、才华横溢而又睿智、沉静的风貌，你并不是第一次相识，那是你从他们的诗歌、散文、小说以及那一时代的精神中已经领略过的。
确实也是，那一代的人，才情卓著是一个普遍的特点，诗人、小说家、翻译家、批评家，往往一身而数任，且在他们登上文坛之际，大都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李长之二十五岁就写下了皇皇八万言的《鲁迅批判》，论由己出，体系严密，被称为“中国批评界上划时代的一本蓍作”；梁宗岱是诗人，留法期间，开始用法文写诗和译诗，法译《陶潜诗选》出版时，保尔·瓦雷里欣然为之作序，罗曼·罗兰则写去了赞扬备至的信。1930年，他的译诗《水仙辞》在国内出版，使诗坛为之震动，人们第一次读到被译得如此精致的现代诗的名作。而当今天，我们捧读他的这本批评文集，发现他的说理文字同样让人刮目相看，不仅文辞华美、意象纷披，批评也正如为诗那样华美，而且其思辨的深邃透彻也远胜于一般只会枯燥定义的理论家，因为他正是以一颗真正可贵的诗人之心来释解诗的殿堂的……。相比之下，李健吾可算是个专业的批评家，但他却有意识把批评的文字当作“美文”来写，为的是“批评本身也是一种艺术”。事实上，五四以来的现代作家中很少有“单干”一样的，也很少没有自己的文艺主张或从未涉足过文学批评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充沛的才情往往需要“直抒己见”的方式才能满足和表达，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一个真正的诗人、散文家和小说家，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文艺观点、看法和主张，他们以创作实践自己的主张，同时也通过品评他人、分析自己而检验和坚定自己的主张。
而充沛的才情与“坚定”的主张，显然和他们深受西方文艺思想的浸淫有莫大的关系。他们中的不少人都身历其境地感受过西方社会的文化氛围，亲炙过大师的指点，有一个或数个体会颇深的“老师”，一种真正了解的批评方法，如梁实秋之于新古典主义，梁宗岱之于象征主义，叶公超之于新批评派，李健吾之于印象批评，李长之之于德国古典哲学……，当然，他们的视野其实远为开阔，素养也远为全面。也正是由于他们对于西方诗学、文艺思想等等的熟谙和理解，才使新文学在中国古典文化方面的研究和学养有了重要有力的参照。20世纪的中国文学放在世纪末的今天来看也仍有值得骄傲和堪以自慰的一面，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比如梁宗岱，一方面他用法文译陶诗，一方面又以象征主义来研究中国古典诗歌，他关于象征主义的解释，通篇充满了中西文学的典故，你看他论象征与“契合”是那样的从容精到，融合了中西诗歌的韵味：
当暮色苍茫，颜色，芳香和声音底轮廓渐渐由模糊而消失，在黄昏底空中舞成一片的时候，你抬头蓦地看见西方孤零零的金星像一滴秋泪似的晶莹欲坠，你底心头也感到——是不是？——刹那间幸福底怅望与爱底悸动，因为一阵无名的寒颤，有一天，透过你底身躯和灵魂，使你恍然于你和某条线纹，柔纤或粗壮，某个形体，妩媚或雄壮，或某种步态，婀娜或灵活，有前定的密契与夙缘；于是不可解的狂渴在你的舌根，冰冷的寂寞在你的心头，如焚的乡思的烦躁在灵魂里，你发觉你自己是迷了途的半阕枯涩的歌词，你得要不辞万苦千辛去追寻那和谐的半阕，在那里实现你底美满圆融的音乐。
十分可惜的，这天籁般的“寻思”半个世纪来竟和我们失之交臂，如果我们早一点听到，我们的灵魂也许不至如此枯燥，批评也不致这么令人失敬。因此，当我们面对这失而复得的“广陵散曲”时，怎能不生出深深的慨然而格外地珍惜？那一代的韵致，你不能不留恋不心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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